大韓民族畫像
~ 韓國民族性速描 ~
當我們提起韓國人時，我們會對他們剛強的民族性印象深刻。在歷史課本中，也曾提到過的日本人統治台灣跟韓國時，他們所受到的反抗程度是相當的有差別的，韓國人難以統治，常常發動革命和暴動，在台灣當過都督還算順利的源兒玉太郎，到了韓國就被謀殺身亡，而韓國的「三一運動」的革命更是讓日本人風聞變色。此外，韓國人的抗議遊行更是世界聞名的，到漢城是很容易看到他們的遊行隊伍的。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上千名的警察集合排隊防守遊行暴動，回家不用期待新聞會報出來，事實上，這對他們來說是司空慣見，所以只有在上萬名的鎮暴警察才會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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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善於利用激烈悲壯的手段來達到他們所要求的目的，但這些行為卻不是演戲或做作，或是經過密謀策劃使人不知究裡做出來的，而是源於他們的個性，是幾千年來塑造出來的民族性。
一九九Ο年春，蔚山造船廠持續十來天大罷工，有幾個工人爬上十來層樓高的活動吊車台絕食抗議，逼得資方讓步達成協調。一九八八年，南韓大學生示威抗議美國對韓國行經濟制裁，造成反美情緒高漲，竟攻佔美國大使館，並焚毀美國國旗，迫使政府出面向美國道歉。一九八七年二月及四月，人民為打倒獨裁，要求開放民主、總統民選，上街頭與警察戰鬥，石塊與催淚彈、火焰瓶齊飛，木棒與警棍短兵相接，更有人跳樓、有人自焚，終使金斗煥下臺，總統開放全民參選……。
表現這種激烈個性的，不只是人民對政府的要求才如此，政府對人民的命令與管理也是一樣。在整理建造奧運會場時，凡是礙著的建物，皆以強制手段驅遷，沒有讓人民有異議申訴的機會；一九八Ο年，光州發生一場反戒嚴法的示威運動，結果政府以空降部隊進行屠殺，其慘況與天安門事件相較並無不及，可是贊同者卻認為那是當時穩定南韓亂局的唯一方法。
同樣的，商場上的經營也使用這種激烈手段。譬如韓國的百貨公司與專櫃店面簽約時，常附帶有這麼一項條款：在公司有擴展與整修必要時，可隨時要求店面撤離，店面不得就其投資的裝潢要求賠償。
韓國人對於此種激烈手段的偏好是其來有自的。從歷史上的許多事件都可以看出韓國人此種激烈個性的表現：最顯著的例子，要算新羅攻擊百濟之戰了。當新羅五萬大軍攻到百濟首府時，百濟大將階伯，先殺死自家妻小，以除後顧之憂，也免得他們受辱，然後率領五千兵力戰至死，無一生還。而城破之日，百濟的三千宮女集體投江殉國，而在新羅方面，新羅將軍也以十六歲的兒子去送死，以挑起士兵殺敵的士氣。一九三二年，十八歲的少年尹奉吉，在中國上海日本天皇的祝壽宴上炸死了許多日本顯要。一九Ο九年，反日志士安重根在中國哈爾濱車站刺殺伊藤博文。這些事件使得蔣介石感慨地說：「四萬萬中國人沒能做的事，被一個韓國人做了。」
由此看來，韓國人之所以個性如此激烈，實和他們的苦難有關，當他們以血淚紀錄歷史時，也許只有以這種激烈的手段才能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吧！
儘管韓國人有激烈的個性，但對於傳統觀念的遵行卻又顯得相當保守固執，這也許和激烈的個性相矛盾，但何嘗不是因有激烈的個性之堅持才如此的呢？
在高麗朝時即已定下四個階級之分，而李朝又遵崇儒教，特別重視倫常與道德，在千餘年的薰陶之下，韓國人早已養成尊卑有分，男女有別，長幼有序的社會階級觀念，並嚴格遵守不欲矩。最明顯的例子是用餐時，一定是父親或先生先用，然後才是母親或子女。
更甚的事，韓國的語言也有尊卑之分，使他們在講話時就能時時刻刻提醒著倫常輩分之區隔。韓國人，當長輩或前輩的只要說「半語」即可，而當晚輩的就一定得講「敬語」。所以年齡、年級、入伍日期、年資的些微差距，都會造成終身的前後輩之分。在韓國，一年級的學生絕對不能用「你」對學長講話，必要時使用「您」以示敬意。這樣推演下來，便足以想見他們對於老人的尊重了。據報載，一九八七年六月，漢城學生與勞工大示威，其南方小鎮的示威隊伍是以老人打頭陣；巧的是，約同時在釜山某派出所前也坐滿了老人，用意都是在防止警察或示威者進行暴動攻擊。這兩件事就具體說明了韓國人對倫常輩分的謹守態度。
他們之所以這樣，具歷史小說家金聲翰先生表示，是因李氏朝鮮服贗朱子學的緣故，以朱子學為唯一的、絕對的思想。因此朱子學的嚴格主義在韓國人的意識及思考方式裡，植下了一種極端的性格—潔癖性，亦即不容他人絲毫違反禮法之先例。正因為任何芝麻小事都可以變成爭論的事端，因此容易引發政黨之爭，正之餘現今浮浮沉沉的政黨團體數字，便可知此言不謬。
這種極端的個性也影響男女婚配。在高麗朝以前，近親是被允許結婚的，這在優生學裡當然是不好的現象；可是今天卻矯枉過正，只要是同姓同籍，即使一南一北隔了好十幾代，也仍然不可通婚。
韓國人好面子，和他們激烈的個性與固守禮教亦有關聯。高麗朝開科舉取士，延續至李朝，這種由科舉入士的人及後代，統稱為「兩班」，他們即使沒有入仕而生活清苦，也不能務農、從商或做工，一切的生活作為都得按禮教規矩行事：走路不能太快，要有一定的步伐規律；不能大聲說話；衣冠必須要整潔；即使掉進水裡即將淹死，也不能慌亂喊叫，以免失態，有損「兩班」顏面
這種重形式所衍生的面子問題，常使他們心裡不想做的事，，卻又礙著身分體面去做。日本統治韓國時，徵調韓國壯丁去當炮灰，有人勸他們逃走，何必為天皇效命，他們卻為向日本人顯示大韓國民的義理、大韓國人不是懦夫而赴戰場。這難道不是激烈個性與固執觀念的另一種反射嗎？
所以韓國人做事，都要做人家看得見的，以博得別人的尊重和讚美。轉到生活的消費習慣上，他們也喜歡把錢花在別人看得見的地方，因此講究衣飾的體面奢華，衣著流行與品牌，便成為花錢的第一順位（這是兩班思想餘孽的影響），在來才是住、行，最後才是飲食。
韓國人愛面子，韓國政府自然也不例外。一九八八年的奧運，便是韓國政府與人民上上下下共同做出來的一件大面子。一九八六年，南韓的外債高達四百四十六億美元，而該年也才是南韓努力了三十餘年來首度出現的貿易順差，金額達四十二億美金，但他們卻寧願舉債來辦亞運和奧運。其原因當然很複雜，但「好面子」卻是顯而易見的首要因子。漢城奧運賺錢與否，人民並不在意，但那種華麗動人的場面卻使韓國人陶然忘我。奧運給他們帶來極大的信心，那種無形的收穫大過於投資效益，他們從歷史的悲劇與殖民地的自卑心態中走出來，終於擠身進入先進國家之林。這麼說來，好面子有什麼不好呢？只要引導得好，它也是一種可被激發的無窮潛力。而韓國人那種激烈、固執、好強的民族性，正是使他們國家快速運轉、發展及對外競爭的源源不絕的本錢與動力。
韓國的文化深受中國儒教的影響。韓國人重視的是忠、孝、禮，這點從1977年以心理建設目標的「新心運動」可以看出。其運動是由朴總統的長女朴槿蕙小姐為領導人。
她認為新心運動之所以為今日社會的規範，乃因韓國在近五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忠、孝、禮的精神綿延不絕，以具有真理的性格，亦為韓國歷史的原動力。他認為古語所說：物質在西洋，精神在東方，物質與精神雖不能如此明確劃分，但最少強調精神的價值或倫理的真意在於東方國家，因此要從歷史中尋找延續、維持生活的根本精神，使其成為今日社會的生活規範。而在今天的現代生活中，要造成人人都有協助鄰居之心的生活社會，而提示走向理想的道路正是忠、孝、禮。因為愛護鄰居、服務社會之心于自於「孝」，而愛護鄰居的人前提為善盡自己的職責，誠實屢行其本分，此即為「忠」。（韓國縱論,林秋山1998）
從韓國推動的文化運動，我們不難發現韓國人對於國家的忠誠度是如何高。每個韓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也都是愛國者，不論是在野黨是執政黨都是一樣的。因此對於向外來的干預，他們都會群起反對的，例如金大中檢討外援主張，正是符合韓國人不願隸屬於日本附庸的心理。也因為如此，韓國人對於政治參與的興趣也高，他們能順服於政府高壓的統治，但卻又常抗議，韓國人把示威遊行當作發出聲音的一種手法，通常是遊行平和的，一堆人搖旗唱歌，並且很有秩序，不會再做其他的事情，但是韓國人剛烈的性格，卻也難免會起衝突，所以遊行地點旁一定會有個簡陋的救護站。通常參加遊行的是大學生，韓國的大學生政治參與度高出台灣大學生多，花在這些抗議等政治活動的時間也多了。
另外從韓國的經濟起飛，迅速成為亞洲四小龍來看韓國人的個性。我們會發現，他們跟台灣人一樣是「愛拼」的人他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來工作，並且在韓國，並不容易看到外國貨，例如很難看到日本的車子，當然除了他們對日本人的仇視情結外，他們是個愛用國貨的民族。
韓國的女性深受男性的控制之下，記得曾經跟一個韓國女孩聊天中，她說他相當羨慕台灣的女性，有很多女強人，因為在韓國，女性一旦結婚便被要求不要工作，被鎖在家裡，服侍公公婆婆，這種情節我們可以從最近台灣流行的韓劇看見，內容很多都在反應這事實。韓國的男性為大男人主義者，他們有剛強的個性與類似日本武士「忍」的軍事性格，在傳統韓國男性的觀念當中，太太便是應該穿的漂漂亮亮來顯示自己的能力，如果太太出去工作，似乎顯示自己的能力不足，連太太也要出去工作，而他們最討厭顯示自己無能的這種侮辱，並且想要掌控女性。而韓國女性相當重視打扮，因此韓國女性從小便一定要化妝打扮出門，不化妝他們認為自己沒面子見人。這除了顯示是長期在男性強大下的社會中，女性物化了自己，同時，韓國人有相強的家族意識，個人的形象攸關家族對外的形象。
韓國人的民族性有很明顯的特質，研究韓國人的民族意識是相當有趣的。對於意識型態的形成，是經由群體共同蘊量出來的，基本上來說，族群的形成常常是為地理上空間的隔閡所區分出來的，經由歷史的演變，所加諸在這族群的共同記憶，使他們對事物的看法和反應同一性變高，也因此出現了個個不同的民族。因此再討論民族意識時不難發顯其背後的地理跟歷史意涵。
若今天有兩個韓國兄弟正玩著一個風箏，我問個子小的: 「風箏是你的嗎？」，他搖頭說不是。又問個子大的也說不是，於是又問：「那麼是誰的？」他們齊聲說: 「是我們的。」大概有時候他們的爸爸也拿來玩，爸爸也包含在「我們」之中吧。在餐桌上，跟台灣人一樣，吃飯的習慣也是合菜來吃，在他們觀念只有「我們」沒有「我」。當西洋人吃飯，先從大盤子分一些「我們的」食物，把它變成「我的」以後再吃；但韓國人是「我們的」東西放在一桌上，「我們」一起吃「我們的」菜。因此當盤子只剩一點點東西時，韓國人每個人都不會去動手，因為這樣會破壞團體的和諧，因為當一個人去拿時，這會明顯的表現出『我』的特質。
事實上，西洋的房子跟韓國的房子構造上是不同的，厚厚的圍牆，厚厚的門，還可加鎖關起來，忙了一天家事的家庭主婦可以關起門來，好好的休息。可是韓國式的房子卻不容許這麼做，它是屬於房子全體人員的「我們的」空間，雖然房子與房子之間有紙門隔開，但它不像西洋房子是物理的阻隔，而是心理上的隔間。任何時候都可能出入，聲音也可互通，也可互相透視，這是只有在互相尊重下才能存在的結構，因此就是鄰房沒人在，精神上也要有「或許會有人在」的感覺。
韓國位於緯度那麼高的地方，冬天天寒地凍是恩難捱過去的，古代農民是最低階層的生產者，他們也是遭受到最多壓榨的一層，因此在一個農村社會裡，大家必須互相扶持，也因此韓國人有強韌的村落共同意識。在韓國的村子的境界上通常都會樹著「天下大將軍」「地下女將軍」兩個柱子，它們是村子的守護神，是阻止流行病侵入村裡的守門將，是喪輿走出村子舉行路祭的地方，韓國有各式各樣的境界民俗，實在是有很強的村落集團意識的緣故。村子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應該加以排斥的，這種排斥意識愈強，村落裡的集團性也就愈強，各分子間也愈團結，因此村裡假如要築堤、儲水、修路，或者個人要蓋房子、修屋頂、插秧、拔草、割稻、婚喪等都會互相幫助，甚至也會美德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而村人共同信仰的村里祭祀可加強村落的集團意識。因此一個人在村子裡從出生到死，一直都跟村落有密切的關係，一切行動、思考都不能脫離這個集團。
由於韓人強烈的村落集團意識，因而產生相憐相保的美風良俗。朝鮮自中宗以來有種叫「鄉約」的規律逐漸為全國各地所接受，它規定一村裡有人挨餓而不幫助的話，那該村的人就要受到非人的恥辱。村落的共同體意識就跟大家人一樣。韓國人對比村落遠大的團體，雖然不能像其他民族一樣團結，但是村落的團結卻比其他民族來得強，因此一個村落就是個有機體，有機體的分子都不分貴賤貧富，而互相承認有存在的價值，並且團結互助，使每個分子都能發揮一分力量。
由於普遍是農村社會，韓國人的社會中是以等值的類型為主的，韓國人的主要思考方式於焉產生。譬如說，在國外留學很久又有才能的人回到國內，會被學術界、貿業界視為異端，就是這個緣故，只有把自己的個性、能力、才力變為平凡，才有平安相處的可能。所以在歐美的教育是要使一個人獨立、不依靠他人的；而韓國的傳統教育是要使一個人能有順應團體的人格，成為同一類型的人物，訓練一個人有禮儀，不致成為社會中的小丑，不讓人在背後被人取笑。一體化、同質化以後，就可以在韓國的集團裡平平安安生活下去，換句話說「平凡」就是在韓國集團裡安然存在的必要條件。
所謂集團有很多種，從人類學上看， 最基本的集團是 (一
) 相同血統的家族 (二) 生活上互相影響收受的村落 (三 )
不直接影響生業的公共團體。
韓國人對最基本的家族集團，有著世上最堅強的集團意識。雖然家族意識對韓國人性格的形成影響很大，但村落意識的影響也很重要。這裡所謂的村落不是行政單位上的村里，而是一個農耕共同體，是自然聚居在一起形成的村落，在自律而又自給自足的共同生活體下所形成的集團意識是排他的，因此它的境界就是不跟外部往來仍可安然存在的界線。
這種做人的方法對韓人不只適合於鄉村，而且也適合都市。今天雖然工業化、都市化、現代化了，但是在韓國人的心中仍然持續著這種思考方式，它在韓國人的性格形成過程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在韓國人的意識形態中，團體理論優於個人理論，他律性向強於自律性向，韓國人不僅有強烈的家族意識，而且也有很強的村落小集團意識。
在急遽現代化下，韓國人離開了鄉村，因此鄉村裡形成的集團意識可以說已消失了，可是它並不是真正的消失，它會保留起來，直到他發現了有個地方跟故鄉一樣時為止。有個地方值得他歸屬一生，他就會把保留住的集團意識投射進去，可是在他確定那是個可以投靠終生的地方以前，仍會以傍徨躇躊的形態出現。
這個躇躊著的集團意識在現代經營上有著非常微妙的意義，如果韓國人的集團意識投射到事業上去，那是會對經營效果有重大影響的寶庫。但是經營成果如何，會使從業員的集團意識永遠留在保留狀態，也會留在躇躊狀態，能夠誘發它的不是那集團的成員，而是它的老闆，這種誘發工作實是韓國式經營上必要的智慧。
韓國人在他所屬的集團裡除了本身職務以外，還可解決個人的苦悶、憂慮，這是該集團所賦予他的正價值。西洋人在本身職務外，集團裡沒有人會為他解決家族、個人、社會的苦悶。
韓國人因為受到潛在的村落集團意識影響，所以對可信賴的上司、同僚都殷殷期盼他們能為自己解決個人、感情的問題。因此假如集團意識一被觸發，那就會產生跟集團同化的性向，把集團的命運當作是自己的命運，那就是命運共同體意識了；集團的名譽是我的名譽，我的名譽就是集團的名譽。自我的感情也會融和在集團之中，集團的衰退、破產就是我的衰退破產，所以薪水減少了，工作量增多了也不會貿然辭職。
由團體意識再來看韓國人強烈的家族中心意識就知道是相當必然的韓國傳統的家族中心主義是跟其他國家不同的，它是以家為境界來區分裡外的。家的外面是另外一個世界、是別人，可是家裡面卻是個沒有「我」存在的世界，「我」消失在「我們」之中，父親不是「我」的而是「我們」的。
韓國人的家是我們的家，它跟西洋人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西洋人的個人概念重於家族概念，而韓國人的個人概念卻在家族概念中熔化無形了。
房子的結構也宛然表現出以家族為中心的意識。西洋人的房子裡個人的房間都有鑰匙鎖著，可是韓國人卻只有大門重重地閂住。西洋人的房子是沒有圍牆的，即使有也只是境界的表示而已，仍可越牆而望的。而韓國人的家裡有又高又厚的牆，它不只是境界的表示，也隔開了裡外，保護裡面的物質，進了家裡，房間之間的分隔只是精神上的隔間而已。木架上糊著紙，一推就開，關上了仍可互聞互見，那種隔間是在互相尊重下才能形成，它跟西洋人尊重個人的意識是相對照的。
韓國人的家族道德比世界上任何國家更發達更成熟，就是有肯為家族犧牲自己榮辱、本能、生命的驚人傳統的緣故。在家族的名義下消滅自己，就使得韓國人習慣於自我虐待了，可以忍受死的痛苦──為了那比個人價值更重要數百倍的家族集團體。為了家族而自我虐待，這是韓國人的一種普遍現象，因此韓國人最會自我虐待，也給它賦予正的價值。某一個人做了壞事會說是他的家壞，某一個人做了好事，會把一切榮譽歸諸家門，因此個人消失無形了，它的消失過程就是自我虐待。
韓國在脫離日本統治之後，個人與家族的價值概念有很大的變化，因為大家庭變成小家庭，家族的價值反而比不上個人價值，使得令人自我虐待的家族價值幾乎消滅或瀕臨死境。現代人不會自我虐待，也不懂得自制，家門或家庭是其次的問題。強烈的傳統家族集團意識消失了，在沒有新的價值觀產生以前的空白期，就造成了青少年毫無思考的犯罪暴行了。
如果說台灣的升學壓力重的話，那對韓國小孩說是更重的，也許是家族主義的關係，韓國父母親對小孩會有很高的要求，他們會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班上班長之類的，這家庭來說是一種光榮。韓國的民間故事就提到曾經有一個父親在戰亂中要逃跑，為了生存，他必須在年老的父母之中跟小孩之中做出抉擇，在孝順的觀念中，他是把自己的小孩給殺了。事實上，韓國人強烈的家族意識也會使父母認為兒女是自己的私有物。
西歐人一出生就是社會裡獨立的個體，韓國人是生為家族的一個從屬的單位，因此西歐人的父親是我的父親，家是我的家，而韓國人的父親是我們的父親，家是我們的家。韓國人的這種集團倫理就更擴大了集團長父親的權威、責任與名譽，他的兒子家族就是父親的私有物，就好像我的煙斗、我的鞋子一樣。他一不高興就可以把煙斗摔斷，把破鞋子丟掉，把我的孩子丟棄。
家族意識對經濟之影響
韓國人的轉業率經調查只有百分之二，因為韓國的企業是在戰後才成長的，所以比正常企業應該有較多的離職轉業才對，由此看來韓國人幾乎是不轉業的。
美國的經營人雖然也像韓國企業一樣是為股東賺錢，但沒有為員工賺錢的思考方式，在賺錢上一旦有了缺點就毫不通融地把員工趕走了。韓國人的經營體有個特色，它是一個家族擴大起來的集團，經營人就是父親，幹部是母親、叔叔，學長是哥哥，學弟是弟弟、甥姪。
就像稱呼父親為「我們的父親」一樣，社長是「我們的社長」，課長是「我們的課長」，公司是「我們的公司」，這是在歐美甚至東洋社會中所沒有的現象。公司就是家的延長，員工就是家族的延長。員工有時候會認為我所服務的地方是我社會生活的全部，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社長股東有歐美化的合理主義思考方式，也不能把這些員工認為是機械的一部分，因此即使這個公司是我成立的，也不能把它認為是社長或股東的，他一定尊重韓國人的意識形態。
歐美的企業裡，雇用一個人只需要他的技術及勞動時間勞動量，所以員工只要按照契約行事就可以，公司其他的事就不能干涉，也沒有代為擔憂的必要。女員工完成了契約職務之後離開辦公室，到酒家賣酒、去跳脫衣舞也不受干涉。
但是韓國的經營體不認為經營人跟員工是以工作為媒介而成的契約關係，而認為是有緣才會在一起服務的宿命結緣體，它就像互相不認識的人結婚一樣是宿命的。父母把兒子送到工廠去，除了像歐美一樣叮嚀遵守上班時間規定，以它的代價收取薪金之外，還把自己所負責的養育責任交給企業經營人。韓國的企業裡，除了也像歐美一樣需要員工的技術與勞動外，還要各方面為員工著想，就像家長把孩子託付給學校老師教導照顧一樣，要照顧員工起居、教育技術、教導人格、道德、關心他的家庭。因此即使喝了很多酒沒有妨礙到工作，上司也可以叫來數落一番，這是韓國式經營的一個特徵。也因此韓國的經營也較歐美難了，因為它增加了經營人事的一項工作，要注意員工的上下班情形，員工是否仍舊保持技術。另外員工個人的情況也要從旁觀察加以關心，例如要知道員工的憂患、不滿、性癖、苦悶、家庭中是否有畸形兒等，同時也常要加以關切。
若說韓國的經濟是由大集團所帶起，那集團中的家族經營精神多少對韓國的經濟有不可小覷的力量。延續這一種對個人干涉大的家族經營模式到政治上，可以知道在80年代石油危機所造成經濟不景氣時，韓國政府大刀闊斧的調查公務員身家背景，裁撤了三百多人，也沒有人認為不對，人民對於政府的命令更為遵從。
這麼重視家庭的韓國人，也難怪兩千年南北兩韓家族會面對韓國人是多麼的歷史性的一刻，相隔五十年兒子和父親見面，那思念的血液聲在朝鮮半島有了五十年的光陰，見面很難想像其不痛哭流涕才怪。
李朝成宗時的學者成俔說過「如果問鸛鳥尾巴的顏色是甚麼，大家都會說是黑色，其實是白色，因牠的尾巴被兩翅蓋住了。」韓國人對於事物的以偏蓋全特別嚴重。比如說如果有你問韓國人大豆和紅豆花的顏色是甚麼，大部分人都會說大豆花是黃色，紅豆花是紅色，這只是因為它們的種子如此而誤認花也是如此，事實上紅豆的花是黃色，大豆花才是紅色。
○×的思考方式
韓國人對任何事物都是以善惡、敵我等極端方式判斷的，就是「○」「×」的判斷思考方式。韓國人想事情是主觀而又感性的方式──是非、對錯、好壞的極端方式──來觀察事物。
譬如說朝鮮朝世宗大王創製韓文時，崔萬里曾上疏反對，結果就被認為是壞的。壞人，在歷史上永無翻身餘地，就算他曾為國家立下整肅官紀的功勞，是個清廉的官吏也於事無補。
相反地，托爾斯泰及他的朋友都不會隱瞞他有位潑辣的太大，反而光明正大公開。如果這種事實被公開了，主觀思考的韓國人就認為那是「圃隱三過」之過了，但對以客觀處理事物的西歐人來說，絕不因此而介意。
韓國人認為一個偉大的人，所有的一切都要跟著偉大，因此聖人君子就不能有位潑辣的太太。韓國人的這種極端理論思考方式也反映到政策上面，譬如說取締長髮原來是要防止墮落，可是在執行政策的過程中，喪失掉它防止頹廢的客觀性，對那些順應世界趨勢留較長頭髮的中年人，和小孩子也不分彼此加以取締，弄得啼笑皆非。因此媽媽們都要忍心剪掉可愛的孩子的頭髮，為的是怕孩子到學校時會被罰站到講台前面。由於如果大家對你有不好的印象，你大概很難在翻身，所以韓國人特別重視名譽和面子也是如此。
事實上，自然界的調和不是以「○×」形成的，西歐的客觀合理思考方式是源自自然的調和，韓國的政治家沒有容許反對黨異論的寬宏大量，學者在學術上也不能採納反對的意見，沒有容許相反理論的雅量，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能容納所討厭的人的一切行為。這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情的理論模式所形成的極端現象。因此面對韓國人，我們很可能發現他會對滿多事物看不順眼的。
我們會發現韓國男人是有什麼痛苦和困難是不會說出來的，從上述意識型態大概可以知道推想其生成原因，首先由於農村社會造成韓國人團體的意識，讓他們很少會注意到自己的問題。另外，我們可以試想到韓國做為大陸和日本陸橋悲慘的命運使然，韓國不曾對外侵略過，在歷史的洪流裡，他們老是被其他的民族統統治，我們可以想像到作為一個常常附屬於其他人國的民族，自身所產生的自卑感會多麼大，因此韓國人常會有認為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心態，事實上朝鮮國是漢化最深的國家之一，所以世宗在14世紀就已經發展出了韓文卻幾乎沒什麼用到。在深層的自卑意識作祟下，韓國男人不會說出自己的弱點，也最討厭別人看低自己，所以韓國人有一種向上的意識，由於認為別人叫好，所以他們容易的設想假想敵來競爭，我們可以發現，韓國人形成自我虐待意識，不將外來衝擊向外發散而向內處理，自我虐待使韓國人特別能忍受住考驗、饑餓、煩惱。。所以說，韓國人必須有堅毅的性格，否則怎能承受住對自己和環境所給予的嚴苛呢？人們公認日本的女性是最溫柔，百依百順的，也許都受到如叫的影響，韓國的女性也許比日本的女性還嫻淑，今天韓國女性大多數婚後還是不能出去工作，必須好好的當個賢內助。不過，話說韓國女性對於男人是服從的，但是他們該說的還是會說，並且可以一人就扶養好幾個優秀的小孩。
探討了許多韓國人的個性和民族意識，你對韓國人勾勒出了什麼樣的畫像呢？
韓國縱論
教育文化萹/林秋山/1998/水牛出版社
韓國的挑戰/豐田有恆,
王伯蛉編譯/1983/前程企業管理公司
政大韓語系 http://www.pccu.edu.tw/dept/korean/
[一般對韓國人個性的描述][韓國的文化運動][團體意識][家族意識][韓國人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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